榆次今天几点下雨_榆次今天几点下雨呀

1.榆次水上乐园日记作文

2.武汉有趣的地名的来历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套古籍线装的《榆次县志》，约七八本的样子，现今，我对其中的很多内容已淡忘了，但有一句话却总是记忆犹新：榆次的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于是，春天的榆次城更是令人心旷神怡的。

我的童年，是在榆次老城里度过的。那时，榆次老城方圆二里许，城周有长长的高高的残败的土城墙，城内有十几条纵横的街巷。北大街和南大街是榆次老城最主要的街道，比其它街巷宽，五六米的样子，路面铺着一条一条光滑的青石板，从北门口径直到南关的清虚阁。下雨天时，条条青石板就犹如一面面水汪汪的镜子。

我家住在龙王庙街。龙王庙街在十几条街巷里很特殊，与众不同，街北是一道完整的砖墙，街南是二十多个规规矩矩的四合院。那道砖墙是龙王庙的围墙。龙王庙在很久以前就改做学校了，最早称鸣凤书院，后叫榆次二中，大门设在街东口，是一个构造复杂飞檐斗拱的排楼，进了门里，有一座小巧的麻石桥，桥两侧有水池，池中长过浮萍，开过荷花，游戏过金鱼。过了桥，就通向一间又一间的大殿，殿与殿之间的院子里有古老的柏树和槐树，每年初夏时节，柏树碧绿，白色的穗状小花就在巨大的槐树冠上盛开了，花香四溢，伴着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溢出那道砖墙，与傍晚在四合院上空袅袅飘浮的炊烟糅在一起，笼罩了老城很大的区域。

从2001年起，榆次老城开始了它的修复工程，那是一次大手笔的修复工程，至2004年一期工程完成。竣工后的第一时间，我曾走进老城。在北门入口处，我看见一块镶嵌于地面上的石碑，始知这座老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成王**就已存在了。而今，榆次老城仿佛是一个起死回生的人一样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它庄重中蕴含着生动，静谧中透露着灵动。从北门口到南关的清虚阁，路面上重铺了的石条，街两边是修葺一新的鳞次栉比的店铺，有的门两侧伫立着石狮石鼓，有的门外有立柱林立的雨廊，有的木质街门包着圆帽状的铁钉。若站在北门口向南远眺，可以隐约地看到清虚阁巍峨地耸立在老城一边的尽头……有很多的人在老城中款款而行，这一切 是我童年时就亲切的景象。

若站在北门口转身向北，我又看到一个有些陌生的现代化都市，它有宽阔的音乐喷泉广场，有笔直的马路，路边是装饰豪华的文化中心、商场、银行、超市、书店、肯德基、永和豆浆、发廊、酒吧……它们统统光鲜闪亮，融在永不知疲倦吟唱的流行歌曲的背景音乐中。若再往北行，人会误以为步入了某个欧洲小城，整条榆太路两边均是二三层欧式建筑风格的小洋楼……

如今，我每每站在宽阔的北门广场，就会明晰地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南北地域有明显对比的城市中，会发现，北边新城区的扩展和南边老城区的保护竟在榆次这座城市以和谐的状态共存，南边老城的古朴会让我心情平和，北边的现代化都市又会让我心潮澎湃，不相悖，南北相映成趣，这就是我今日认识的榆次。

对于榆次，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感，熟悉却又陌生，似曾相识却又不能深入肌里，记忆里总能触摸到她的骨架，现实里却因为她的不断美丽不断城市化而日渐疏离。

年龄渐长，关于榆次的地理名字越来越多地被记忆记取，文化宫、北山路、铁华大厦、安宁桥、迎宾桥、华钜，它们牵引着我一次次走进榆次的街巷和民情中。

现在的榆次越来越城市化了，一次和朋友开着车绕来绕去竟然迷了路，这是一个新开发的工业园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簇新，那么陌生；还有一次从太原下去直奔八一饭店，可是当车停到那个宽敞的十字路口时，我恍惚了，八一饭店呢？那个从未进去过却熟悉于心的八一饭店呢？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充满现代气息的高楼。

两个很好的朋友把家安在了榆次，一个在北山路，一个在老城附近。隔三差五，她们就会坐着901公交车来太原逛一圈。她俩的工作不是太紧张，工资也不是很高，但定时做美容，皮肤保养得很好，年初流行陶瓷烫，她俩都花了200块钱烫了头发。去年国庆节回榆次，她们俩做东。吃什么呢？她俩说就吃有地方特色的吧，平遥人在榆次开了家连锁饭店，挺晋中味的。玩什么呢？她俩说，除了常家庄园和老城，榆次还新建了个大的文化中心，里面有音乐厅、酒吧，逛累了就去里面听听音乐去。她们说，太原是适合逛的，榆次是适合住的。

是的，榆次是适合居住的，节奏舒缓，路宽桥多，但榆次也是快节奏的，每去一次都会给人新的不同。榆次的普通人挣钱不多，花钱也不奢侈，但气定神闲，不紧不慢地跟着太原的甚至更大都市的节拍。

城市印象：乡土的都市

农历三月廿九，榆次，大风。人是在路上摇曳的草，一个个艰难地迈着步子。榆次和太原几乎是一步之遥，风里面却少了很多沙子，尽管大，也仅仅是在天空中拉几声号子，增添些许凉的味道而已。从晋中宾馆走出来，能看到对面的一排小超市的老板们在店铺的外面收着摆出来的东西，忙碌的。风的确大，路上的人有些行色匆匆。

在晋中宾馆往出走的路口，我看见两个街头摊贩，一个修自行车的，一个钉鞋的，分据在岔口的两旁，像两尊门神，神态安详，平静地鼓捣着手里的活或者默默地抽着烟看路上的人。

在榆次的两三天里，我在街上走的时候，随处可见头上悬挂的条幅或广告里有弘扬晋商文化的字样，晋中市以前有山西最优秀的商人，并且保留了诸多的晋商大院。我对晋商并不了解，所以不便多谈，但在我眼中，榆次很多地方有着晋商遗留的东西，丝毫不做作地在民间流传，比如超市、比如修车钉鞋的人。榆次这座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小商店都喜欢把自己称作超市，尽管它们不具备超市的规模和服务标准，但是从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主人的美好愿望，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些超市主人们的商业意识，或许哪一天，他们其中的哪个人就因此而崛起，成为新一代的山西商人。我到过许多城市，没有见过有哪一座城市像榆次这样，几乎在每一个路口都分布着钉鞋修车的。我的理解中，晋商文化里有那么一点，就是节俭，在一个城市里，有这么多街头小摊并且能一直存活下来，正折射出了榆次人的节俭。所以在这里，你应该能看到有各种层次的人将自己的鞋子或自行车带到路边修理，而这些人中，保不准哪位就是深藏的“陶朱公”。

榆次是一座乡土而前卫的城。她的乡土气息容易让人喜欢，乡土的热情洋溢在人们对话和交谈的字里行间！问个路或者买个东西，就有人将热情淳朴地向你推来，所以是乡土的。前卫是眼睛中可以看到的，宽阔的路就不说了吧！就是散落在城市中的几个广场，也是各有韵味的。其他就是路边的建筑，是整齐的划一的，完全不是像大同一样高高矮矮地将各种建筑并立在一起。榆次和大同，都比较有一个城市的样子，然而，大同有一丝承袭昔日繁华怀旧的破败，榆次的调子却是明朗欢快和富有想象力的；同样有铁路贯穿市区，大同的路也宽阔，但总觉得有些拥挤，榆次的路就让人觉得舒服，人群从立交桥下穿梭往来，很少有互相干扰的时候。或许离太原近，榆次都市化的脚步要明朗一些，但是那种味道，却不是单纯模仿来的。

原先以为，只要有宽阔的马路，马路边有高大的建筑，建筑上有宽大的玻璃，玻璃上就只会反射冷漠和生硬的光线，疏远都市人的距离。走过了榆次，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这样，温暖一样会在水泥丛林里和谐地延伸。

榆次水上乐园日记作文

不能。

下雨天最好不要去玩，因为下雨天道路湿滑，容易滑倒造成意外受伤，人淋雨后还容易感冒。

云泉谷景区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长凝镇石槽头村，五龙山犹如五龙雄聚，气势磅礴，景区森林茂密，植被丰富，负氧离子含量极高。

武汉有趣的地名的来历

　星期六，爸爸终于带着我去水上乐园玩了，我高兴得一蹦三尽高。

水上乐园真大啊！有大大的游泳池，有小朋友喜欢的水上游乐园，还有好玩的冲浪区。里面可热闹啦！数不清的大人、小孩在这里玩。有的在游泳，有的在冲浪，有的在滑滑梯……我最喜欢冲浪了。浪花向我扑来，我跟着浪花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沉上去，感觉很爽。

正当我们玩得十分开心时，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工作人员把我们叫了上来，我眼巴巴地看着水池，心想：老天爷求求您不要下雨了，让我们玩个够吧。可老天爷就是不听话，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水上乐园。

沧海变迁 武汉三镇的由来

武昌：三国时孙权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现在的蛇山筑城，称夏口；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即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设武昌府。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武昌即成为正式名称。?

汉口：南北朝时期，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今天的汉口其实只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 、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战争后汉口开埠通商，发展更趋快速。?

汉阳：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1927年初，武汉国民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一元路至路的路名变迁

在汉口江边,有六条非常有特点的路名，这就是一元路、二曜路、三阳路、四唯路、五福路和路。

这六条路原是德租界内直通码头的、和沿江大道垂直的道路。德租界时期，这六条路具有双重名称。对德国人而言，这六条路是用德国殖民者的名称命名的。如皓街称为奥古斯都街（Augusta street），福街称为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禄街称为乌特森街(Utsen street)，寿街称为尼恩街(Nien street)，宝街称为夏罗特街(Cnarlotten street)，实街称为多罗逊街(Dorotheen street)。

很有意思的是，对华人而言，德租界却取了另一种命名方式，即以这六条街的德语音译，稍加改变，配上符合中国风俗习惯的吉祥字来命名，从而使路名具有了浓厚的中国民间风俗和喜庆的意味，这就是皓街、福街、禄街、寿街、宝街和实街。相当有特点。

那么，这六条路名什么时候改称为一元路至路的呢？据《武汉地名志》记载，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入武汉后，国民将此六条路赋予了新的涵义。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将皓街更名为一元路；取“日月光曜”之意将福街更名为二曜路；取“三阳开泰”之意，将禄街更名为三阳路；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意将寿街更名为“四唯路”；取“寿、富、康、德、命称五福”之意将宝街更名为五福路；取“同春”、“天地四方为”之意将实街更名为路。长期以来，大凡涉及到此六条路名的文章都依照此说法行文。似乎已成定论。

近年，笔者所在的《汉口租界志》编写组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历史地图，发现这种说法实属以讹传讹。德租界是1917年收回的。1918年，租界内的名称曾有过变动。虽然目前没有确切的资料来论证这六条路名就是1918年更改的，但阅读1922年5月湖北陆军测量局绘制的《武汉三镇街市图》，这六条路名已经赫然存在于地图之上。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六条路名并不是国民命名的，它出现的时间比国民到汉的时间早了4年。

因此，这六条路名的变化历史，不应该赋予政治色彩，应该回归历史本来的原貌，也就是至少在1922年以前这六条路名便存在了。

该文曾刊登于<长江日报>黄鹤楼版

三层楼

三层楼位于武昌城区的北部，泛指和平大道与新河街交汇的地带。这一带原是一片水塘荒地。清末，新河洲渐有居民，逐步形成武昌城外的集市贸易场所。1912年，从事营造业的资本家喻兴隆在今和平大道445号处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底层开杂货锦、棺材铺，二楼开茶馆，三楼为说书场和皮影戏场，生意兴隆，远近闻名。这座三层楼房高踞于四周平房草棚之上，非常突出，成为这一带的显著标志，人们遂以三层楼泛指这一地区。解放后扩建和平大道时，原楼己经拆除，但三层楼仍为这一带的区片名称。由武昌至红钢城的16路公共汽车在此设三层楼站。附近有条小街，至今仍叫三层楼街。

水果湖

水果湖泛指武昌城区东北部滨临东湖的大片地区，现为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的所在地。

水果湖并不产水果。原是一片荒丘野岭，沟壑纵横，连农田菜地也不多。每逢下雨时，丘岭上的雨水顺着沟壑汇集到这里的湖汊里，由此出口流入东湖，人们便把这个东湖的湖汊称为水口湖。日久讹变，谐音转化为水果湖。

水果湖边有放鹰台，传为唐代诗人李白放鹰之处。解放后在此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铲、稻壳烧土和陶制生活用具等，说明武汉地区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现在这一带有洪山宾馆、电讯中心大楼、计量中心大楼等高层建筑。

司门口

司门口是武昌解放路与民主路交叉地带的泛称。现在坐落千这个交叉点的西北侧的武昌区人民，在明、清两代是湖北市政使司衙门，即藩司衙门，又称藩台衙门，俗称藩署。衙门坐北朝南，大门正对长街，即今解放路。

历史上的长街为蛇山所阻，止于蛇山南麓。蛇山以北至藩司衙门大门口的街道，称为司门口。明末迷信风水，要用破坏“龟蛇二山环卫”的办法保住大明江山，挖通蛇山(同时斩断龟首)，使长街延长到藩司衙门的大门口，但仍习称山北一段为司门口。1935年扩建此路时，北端辟开旧藩司衙门，使马路延长到中山路，中间腰斩蛇山，上架钢筋水泥蛇山桥,使司门口的泛称延伸到蛇山以南，差不多包括了今解放路的主要商业闹市区。

阅马场

阅马场位于武昌城区的中部，东至蛇山洞延伸出来的武昌路，南至阅马场小学，西至湖北剧场，北至蛇山南麓，东西长100米，南北宽300米，是个知名度很高的广场。武珞路以此为起点，横贯广场的中部，向东伸展，西北与长江大桥的引桥公路相连，西南与彭刘杨路相通，是连通武汉三镇的主干道。

清代初年，巡抚刘兆麟在明代楚王府之东辟建练兵演武的校场，场上有演武厅，是举行武科考试的场所，名阅马厂。解放后在书写时改“厂”为“场”，己经约定俗成。

三百年来，这里发生许多重大历史。1688年6月，武昌发生兵变，推举夏逢龙为总统兵马大元帅，设指挥部于阅马厂。1853年元月，太乎天国攻占武昌，在阅马厂塔台宣讲革命道理。辛亥革命时，设武昌起义军于阅马厂北部的红楼，并在南部塔台拜将，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五四运动时期，数千名学生在阅马厂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伐军攻占武昌城后，武昌人民在此集会，庆祝北伐胜利。此后又是人民庆祝抗日胜利、武汉解放的场所。1981年在这里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盛大活动。

都府堤

都府堤位于武昌解放路北段的西侧，其东原有司湖，清时在此筑堤，堤近都督府衙门，故名督府堤，亦称都府堤。清代末年，沿堤形成居民区，就叫都府堤大街，人们仍习称为都府堤。街为南北走向，南起自由路，北至中央农动讲习所旧址的大门口，长560米，宽6至10米。此街的41号是在1927年上半年主办农讲历时居住的地方，著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蔡和森、彭湃、杨开慧、夏明翰、毛泽覃等都在这里住过。此街的10号原为武昌高等师范附小，是1924年任武汉地委书记陈潭秋的故居。1927年4月27日，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现为中华路中学和江汉大学武昌分部校址。

积玉桥

积玉桥泛指武昌解放路北端以东之中山路南北两侧地带，东至沙湖北巷，南连得胜桥(街)北端，北至和平大道与一马路交会处。这一带原来有座桥，《江夏县志》记为鲫鱼桥，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是座内室一丈多的石桥。每年夏季湖水上涨时，附近的居民就在桥孔处捞虾，所捕之鱼多为鲫鱼，遂称此桥为鲫鱼桥，并泛指附近之地。后来这里成为运送铸造铜元材料的车辆至铜元局的必经之地，便取堆金积玉之意，将鲫鱼桥谐音雅化为积玉桥。1931年石桥毁坏，1934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墩、木头桥面的桥梁，1938年又毁，现仅残留桥基，尚可依稀辨认。积玉桥作为区片名称则沿用至今。

"洋园”成杨园

杨园街位于武昌和平大道。

据考证，清朝时期，有一位洋人在武昌桥梁村（铁路医院原门诊部）修建了一座庭园，人们称之为洋园。后来，该洋园成为张学良的行园，但“洋园”之名一直没有更改。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洋园被更名为杨园，一直沿用至今，原来洋人盖的四栋楼房，现在是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办公室。杨园街就是以此为名。

花桥

花桥位于汉口解放公园路的西北端。据传，在原来的黄孝河上，横跨了一座木质桥，两旁有雕花拦板，俗称“花桥”。花桥之名由此而来。

1965年，此处建造了一座钢筋水泥桥，长19.2米，宽4.02米，桥台为浆砌块面，可通行载重八吨以下的汽车。

后来，为根治黄孝河，把整个河道改为地下涵管，上辟汉口第四干道———建设大道，这座水泥桥也被拆了，未留任何痕迹。

现在，虽然两座桥都已不复存在，但花桥这一地名仍然沿用至今。

“户部巷”何以得名

户部巷命名的由来，民间传说很多，比较可信的为：明清两朝，武昌城内衙门云集。如今的司门口附近，以前是中央布政使司衙门在武昌府的办事处机构所在地，故称为“司门口”。而布政司主管钱粮户籍，民间称为“户部”。明清年间，户部巷东为藩库，是布政司存放钱粮的金库和粮库；户部巷西为武昌府的粮库所在地。户部巷正好位于两个库房中间，因而得名。

据推算，户部巷至少有400多年的历史。

琴园路成秦园路

秦园路位于长江二桥南面，连接着友谊大道、和平大道与临江大道。

秦园路的来历，源于一个典故：清末民初时，富商任桐（琴父）居住在武昌，因眷恋沙湖的风光，遂在沙湖的西边修建了一座庭园，取名为琴园。其后，任桐在琴园附近又开辟了一条路与沙湖相通，路名为琴园路。

后来，琴园逐渐荒废，而琴园路也被讹传成秦园路

江汉朝宗——宗关

宗关得名，与汉口的商贸兴隆有关。

明清以来，汉口商贸日渐繁荣，其交易吞吐量如稻米、牛皮、茶叶，皆居全国之首。这样肥得冒油的位置，哪个不为之垂涎呢？中国的经商之道，历来有个好“扎堆”的习惯：越是买卖兴隆处，越是竞争激烈处，也越容易赚到钱。这就是行商坐贾所谓“货卖堆山”的效应。商贾云集，商机撞脸，货畅其流，财源滚滚，于是居庙堂之高的“肉食者”，“闻香下马”，在此设关收税，分一杯羹，也在情理之中。清代初年，武汉有四“关”：武昌关、汉阳朝关、汉口宗关、汉关。四关关三镇，汉口有其半。其中，汉口汉关原叫下关；宗关在上游，位于汉口镇西5里处的汉水之滨，就被称为上关。收税者荷包里头暖和了，也就有文化文化的意思了：这汉口的第一关，为我们关进了这许多的银子，总不能老这么上关上关地叫吧？不是有“江汉朝宗”的雅说么？对，就叫这上关为宗关罢！这情节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涉及某人，却难以稽考，若有人知道，披露出来也可作为我们这座城市历史的补充。

建关之初，由于汉水流域尤其是江汉平原地区历来是富庶之地，武汉地处水陆要冲，加之当时铁路未通，行货多走水路，走汉水载货下来的船只，多在宗关一带停靠，完税、交易。有货就有钱，有钱就有吸引力，围绕一个钱字，宗关一带就多了客栈、茶馆、饭馆以及戏院、民舍、商行乃至青楼风月场之类，也是“朝宗”的意思罢，于是，人气就愈益的发旺了，由单纯的税关而成为热闹的码头集镇。京汉铁路通车后，宗关作为“关”，虽然日渐颓圮，作为一个码头渡口和人烟麇集的居民区，却热闹不减当年。

如今，站在宗关所在的汉江边，当年之宗关，形影俱杳，码头渡口，亦问津无人；只有滔滔汉水，怀着对长江的一腔子柔情，经千里跋涉之后，疲惫而激动地投入大江的怀抱，一了朝宗的夙愿。

痛失知音——钟家村

走完汉阳北城巷那不足30米的斜坡，就是钟家村了。

钟家村与一个美丽的传说联在一起——春秋时期，楚国一个叫钟子期的大音乐家，隐居汉阳古城市廛。一日，钟音乐家在龟山之麓樵毕，背捆柴禾，在江边歇脚。忽然，一缕乐音袅袅入耳，钟子期是个识货的，听着听着，竟听出了高山流水的韵味，不禁失声赞叹。这一叹不打紧，引出了奏琴人俞伯牙。这伯牙本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倾盖一晤，竟视这樵夫为知音。一年之后，伯牙到知音隐居地回访，哪晓得，天不人寿，钟知音已撒手人寰。当时的情景应该是：悲情催，伯牙于知音灵前奏了一曲，下船解缆，橹声矣欠乃，洒泪而去。行至一渡口，伯牙将那须臾不离的梧桐古琴，摩挲良久，想，琴瑟和谐，当有知音，世无知音，要琴作甚！太息一声，将琴摔碎在一嵯峨怪石上！

与这传说相关的三个地方，都有了相关的地名：钟子期隐居亦即俞伯牙痛失知音的村子，叫作钟家村；两位知音切磋之处，叫作琴台；俞伯牙绝望摔琴的渡口，叫作琴断口……

回到钟家村。寻访钟子期隐居之地。传说指引，出北城巷右手，是凤凰山，凤凰山西南，龟山与凤凰山之间，当有一小山丘———钟家山，此即钟子期结庐之处。

可惜，凤凰山虽然满是建筑，毕竟山形犹在；龟山也是满目苍翠；而钟家山，却早已没有了。故老云，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是有座钟家山，山下一弯荷塘，春荷簪夏荷花秋莲藕，景倒是一景，亦是蚊蠓的乐园。建长江第一桥时，铲丘填塘，由此东西向，筑汉阳大道，东达江边，西至十里铺；在大道北侧建起一片楼群；建此大桥时有不少苏联专家，楼群就有红瓦红墙，有几许斯拉夫味道，很领风骚地吸引人的眼球若干年。因这片民居地处古钟家村遗址，亦就沿袭了钟家村的名字。后来，沿汉阳商场十字路口周遭一带，都叫钟家村了。

四官殿

四官殿早先的确是个庙，庙里的确有个殿，殿里也的确供奉着四个“官”———天、地、水、火。

四官殿初建于清顺治年间，重修于康熙六年。《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继庄记叙他康熙三十年游汉口的时候，四官殿还有庙有殿，且殿里供奉的依然是那“四官”。后来，鉴于四官殿一带民居多茅舍板屋，火灾频繁，当局想有点作为，下令：一，拆毁茅棚板房，一律改建瓦房；二，募捐重修四官殿，作为专门祭祀火官亦即火神祝融的场所。可是，虽然对供奉对象精简了编制，撤了四分之三的“职数”，但殿名依旧。滑稽的是，这座重修的专司祭祀火神的庙宇，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居然被一场大火烧得稀烂，创了“大火烧了火神庙”的奇迹。

这到底是火神间的“火拼”呢，还是该火神不满重修者旧瓶装新酒不改殿之名之故呢？不得而知。但是，从此，四官殿的确就没有了。但是，“四官殿”三个字，作为武汉的一个地名，却沿用至今。

也是，往日“二十里长街头”，作为汉口繁华标志的头之一，四官殿是惟一专渡长江的码头。这里，民居稠密，商贸繁荣，自不必说；逢年过节，这里展示的也是很具地域风情的民俗文化，汉味纯正，尤可称道。比如，元宵前后，孩童们手提花灯，游街串巷，童真烂漫，丰年之兆，最是一景。而四官殿周边如存仁巷一带，多有些技艺不凡的手艺人，竹扎纸糊的各式鱼虫兔狗之属动物花灯，皆惟妙惟肖且能摇头摆尾。别致的是，卖者叫卖，不叫花灯之名，直呼：“活的，活的！”路人听得叫卖声，一愣之后，多是会心一笑。久而久之，这“活的活的”，便成四官殿的代称。由此生发开去，娩出一歇后语：“四官殿的东西———活的！”说的也不错，四官殿制作的那些“活的”玩艺，的确都“活摇活动”，本就不是什么扎实的家什！

四官殿有过“活的”历史，但是，真正可以让四官殿高歌“活的，活的”年代，恐怕还是眼下：四官殿以上，龙王庙一线，堤防如景观；四官殿以下，江滩胜公园；由此，四官殿可以骄傲地说：我随么官都不消供奉得，您家们看到有，我又一次“活的”眸子，都已经在向您家们风情万种地“丢媚眼”了咧……

百岁在即——千家街

在武昌千家街的人丛中穿行，嗅着闹市酿出的浓稠的市井味，忽然想起了张之洞：如果张之洞还活着，会不会三不知（注：武汉话，偶而之意）地到他设置的这条街上来遛遛？

掐指算来，千家街，快一百岁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实现洋务救国的梦想，张之洞在湖北很是折腾了一阵子：设丝麻四局，开湖北国营纺织业先河；开矿山，办钢厂，奠定起湖北重工业基础；造枪造炮造，发展军工业；修铁路，置劝业场，关注民生……

千家街，就是张之洞关注民生繁荣市场大规划的组成部分：大约在1906年罢，为便于粤汉铁路武昌火车站的交通，张之洞下令，破开武昌城墙，在今炮校东大门附近增辟一新城门———通湘门，在通湘门附近辟街市，安置人家千户，是为千家街……

此街南靠火车站，西至临江大道，当水陆交通要冲，亦得水陆交通之便利。张之洞虽不通晓风水阴阳，却是个经国济世的干才，看准了这是个有起发的去处。只可惜，清皇朝就剩个膏肓里头都是病的身架子，犹如风中残烛一般，即或满朝廷都是张之洞这样的干员，也于事无补。千家街到张之洞去世之时，也未满千家之数。倒是他老先生当年办的教育和实业，出了些有违他老人家本意的成果：他送出去留洋的学生里头，出了几个跟朝廷过不去的汉子，回国之后，到他老人家办的新军军营里，纠集部众，又到他老人家办的军工厂里，拿枪拖炮的，把他老人家力保的清皇朝推了个底朝天———历史记住了这个日子：武昌首义……

如今，东临中山路、西至临江大道，南起省保育院、北至武珞路、全长1100米的千家街，早已突破千家之数，是武昌区著名闹市了；张之洞老人当年奋斗的痕迹，已是无踪可寻；就是1937年冯玉祥将军暂居过的福音堂，也毫无张扬之意；只有辖区内的华师一附中，盛誉炙手，蜚声中外……

恍惚中似闻天籁———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 张之洞死了，不知他还活着否？

据史载，张之洞身为封疆大吏，生前经手的银钱，何止亿万！可他去世之时，家无余财，甚至无钱办丧事，还是几个行孝的学生，七拼八凑的，让他入土为安。照此看来，张之洞应该可以活着，跟他设置的千家街一样，活着，好好的。

古韵醇厚——昙华林

按文言文“花”、“华”通的说法，昙华林即昙花林。在武昌昙华林，不见昙花，更毋庸说昙花林。可是，无论如何，昙华林之所以为昙华林，与花总是有些关系的。

一说是，此处从前多小型庭院，居者多善植昙花，故名；另说，此古巷人家，多喜植花，花开之时，置坛于户外，于是，一年四季，一坛一花，坛坛花花，蔚然成林，故名。

其实，经过岁月的揉捏搓抟之后，人们关注的，往往不再是历史的整体或者全貌，而是筛下来的某些历史碎片所散发出来的韵味。

昙华林即是一例。

昙华林，南倚花园山，北靠螃蟹岬；青瓦小院，依山而建；民居错落，互为参差；梧桐小院，麻石幽径，会让人一洗浮躁都市的浮躁情。

在昙华林，可以品味和领略的，是一种饱浸着悠远历史气息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古韵。这种难以言传的韵味，在武汉三镇浩如繁星的里巷里，已是稀罕之物。

比如说，我们可以不记住昙华林位于武昌区东北部、花园山南麓、呈东西走向，因为这些可能是地理学家的事；我们可以不记住昙华林西起得胜桥北段、东止于中山路、全长1200米、宽3米、柏油路面、门牌：1—166号，因为这些可能是市政或民政部门的事；但是，一些与昙华林相关的历史碎片，比如，这里曾是早期革命团体“日知会”、“奇英学社”的活动基地，而这些社团中出过好些为自由悲歌乃至慷慨捐躯的人物；还有，1938年，时任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风流诗人兼学者兼革命者的郭沫若，曾带领一批宣传队员进驻昙华林83号夏斗寅寓所，热血青年加著名诗人著名学者，演绎出的故事，定是了不得也了不得……

在这一点上，昙华林与其依附得名的昙花，命运隔同天壤———昙花易逝，昙华林永存。

事实也是，昙华林乃清代古巷，迄今已数百年。

在摩天大楼的缝隙里，有一处散发纯正历史幽香的叫作昙华林的地方，实乃武汉之幸。

保卫汉口——保华街

保华街，有个响亮气派的名字。

可保华街本身，一点儿都不气派：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北侧，隶属江岸区大智街辖区内，南起中山大道南京路口，东北至黄石路口，长不过200来米。在武汉，这般“身个”，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保华街之得名且出名，源于汉口之有租界。

公元1861年3月12日，一个叫巴夏里的英国人，因有自己的炮舰在江里“撑腰”，就耀武扬威地在汉口圈起地来：自江边花楼街往东八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圈得长25丈、深110丈方圆的地皮，作为大英帝国在汉口的“租界”。英国人带了头，其他的高鼻子凹眼睛岂甘落后！于是，造的造栈房，立的立洋行，先后有17国在汉口通商，设领事馆9处，建英、俄、法、德、日租界5处。于是，汉口从歆生路（今江汉路）下起，至沙包一元路一带临江的好去处，都被这些跟汉口人一点关系都有得的异国人瓜分了！

强盗是难得餍足的。在汉口有自己的租界30年后，亦即1898年，英国人蛮横地把租界向北扩展，直抵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由于遭到汉口人抵制，英国人以租界安全为由，在租界与华界之间筑起一道篱笆，1901年，拆除篱笆，筑起一道坚实的围墙。

这道墙，是强盗抢劫得手之后，还要藐视、歧视被抢者的记号。

这道墙，从合作路（原界限路）起，至江汉路中国银行止，如一根吞之不下、吐之不出的刺，一直鲠在汉口人心中。

1923年，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会同汉口“华商总会”的商人，集资收购今黄石路、保成路一带地皮，建起汉口的“模范区”，意欲与租界势力抗衡，拆墙之议才又被提了出来。几经周折，由当时的市与英工部局多次交涉，订立合同：承担拆墙填土的工程费用、每年补贴英租界修理道路费白银3500两，才换得1930年拆除围墙！

屈辱是屈辱了些，毕竟鲠喉之刺除却了。

为纪念这段坎坷历史，将沿墙边这段零落参差的路段命名为“保华街”，也是汉口人表明“保卫中华”心志的见证。